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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中勝 贛南師范大學二級教授，江西省百千萬工程人選、江西省“雙千計劃”人選、中國《文心雕龍》學會常務理事、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，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等。

《文心雕龍》書影 資料圖片

明五色套印本《劉子文心雕龍》。由明代萬歷年間吳興閔、凌兩大出版家族中凌云、閔繩初合刻，五色套印源自明代著名文學家楊慎以紅、綠、青、黃、白五種顏色批點，版本價值極高。圖片來源：遼寧省圖書館（遼寧省古籍保護中心）

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馮允中刻本《文心雕龍》。資料圖片

劉勰像 資料圖片

學界一般簡稱“《文心雕龍》學”為“龍學”。在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史上，關(guān)于一本書的研究被稱為“某某學”的委實不多，而“龍學”就是其中長盛不衰的專門之學。在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(shù)現(xiàn)代進程開啟之時，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是如何融入這一進程，進而迎來百年“龍學”興盛的呢？回顧百年以來的“龍學”發(fā)展歷程，我們有必要從學理上思考“龍學”何以興、何以繼續(xù)興等涉及學科發(fā)展的重要問題。

開端：具備現(xiàn)代科學質(zhì)素

五四運動前后，西方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近代中國知識界傳播，中國學術(shù)的現(xiàn)代進程由此開始。當時學人受科學主義影響，認為一種理論是否科學、成熟的標志，就在于其是否建立了嚴密的邏輯體系。正如梁漱溟所言：“科學是知識之正軌或典范；只有科學，才算確實而有系統(tǒng)的知識。”（《中國文化要義》）當時的文學研究也受這種科學主義的影響。如張相說：“近世研治科學，析類之事，目為至要。植物學家，部門科屬諸名，井井而談，屬隸無紊，譬諸草木，區(qū)以別矣，矧在文章，渠不若彼?！保ā豆沤裎木C》綴言）認為文學研究也像植物學一樣，要分門別類、條分縷析。徐昂也說：“無論字與文，研究宜用治科學方法，澈底分析。”（《文談》自序續(xù)）這種從自然科學移用過來的科學主義觀念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學者們對《文心雕龍》的選擇。

五四運動前后，于中西文化的對比中，學者們想從幾千年的中國文論史中找出堪比西方文論體系的著作，尋覓的結(jié)果就是，《文心雕龍》逐漸進入學者視野。如劉節(jié)說：“若彥和《雕龍》，則可以言文學原理矣?！薄段男牡颀垺肥恰凹兇庵膶W體制”“說理精密，條貫有序”。（《劉勰評傳》，《國學月報》1927年第2卷第3期）梁繩祎說：“像萊辛（Lessing）、馬太·安諾德（Matthew Arnold）、泰因（Taine）以及現(xiàn)代的喬治·勃蘭特（George Brandes），全是以批評名家的。他們評論的勢力都很偉大，有時單詞片語都要傳遍世界，不用說這種批評是文學進化極有關(guān)的助力?！狈从^中國文學界，在古典文學批評傳統(tǒng)中，他發(fā)現(xiàn)了《文心雕龍》的當代價值：“在過去可憐的文學批評史中，尋一點萌芽，我們不得不推重千余年前的劉彥和。他著了一部專論文學的書，叫作《文心雕龍》?！保ā段膶W批評家劉彥和評傳》，1927年6月《中國文學研究》專號）梁繩祎是用來自西方的現(xiàn)代科學理論方法去解讀《文心雕龍》，他在文中提到意大利但丁的《神曲》、德國的尼采以及俄羅斯的托爾斯泰、屠格涅夫等外國作家作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五四運動前后，新舊兩派文化陣營在許多問題上都是針鋒相對的，但是在對待《文心雕龍》的評價上，兩派意見卻出奇地一致。這是因為新舊兩派的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(fā)，都觀察到《文心雕龍》的價值堪比西方文論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，魯迅評價說：“東則有劉彥和之《文心》，西則有亞里斯多德之《詩學》，解析神質(zhì)，包舉洪纖，開源發(fā)流，為世楷式?！保ā都饧斑z補編·論詩題記》）他認為，中西方文論都有邏輯體系嚴密的理論著作，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學》分別對中西方文論產(chǎn)生深遠影響。作為文化保守派的首領(lǐng)，章太炎早在20世紀初年就在日本開設(shè)“國學講演會”，講授《文心雕龍》。據(jù)學者考察：“章氏弟子們的記錄稿，至今還塵埋在上海圖書館?！保ㄖ芘d陸撰《章太炎講解〈文心雕龍〉辨釋》）而據(jù)《錢玄同日記》1909年3月18日載：“是日《文心雕龍》講了九篇，九至十……與季剛同行?！庇纱宋覀兛芍S侃、錢玄同等章門弟子曾經(jīng)比較系統(tǒng)地跟章太炎學過《文心雕龍》。黃侃認為《文心雕龍》是論文之“專著”：“敷陳詳核，征證豐多，枝葉扶疏，原流粲然?！保ā段男牡颀堅洝罚S侃是從尊崇傳統(tǒng)文化的角度來推崇《文心雕龍》的，意在證明西方所謂的邏輯體系其實中國古人早已有之。誠如吳承學所指出的：“在清末民初，《文心雕龍》仍是傳統(tǒng)學者用來捍衛(wèi)和發(fā)揚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?！保ā督盼恼屡c文體學研究》）

1923年，梁啟超在答《清華周刊》記者《國學入門書要及讀法》中，把《文心雕龍》歸為“隨意涉覽書類”（《讀書指南》）。梁氏似乎不是很看重《文心雕龍》，但實際上他是非常重視《文心雕龍》的理論思想和文學藝術(shù)的。1925年，梁啟超評價《文心雕龍》：“誠文思之奧府，而文學之津逮也?！保ā斗段臑憽次男牡颀堉v疏〉序》）《文心雕龍》本身的文章辭采飛揚，是賦中佳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其中確有符合現(xiàn)代科學體系的理論質(zhì)素。在近百年來文學理論研究者們“尋例證己”的過程中，《文心雕龍》作為“中國文論也有邏輯體系”的一個重要例證被不斷提起，“龍學”由此開啟了百年的現(xiàn)代之路。

進程：融入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

“現(xiàn)代的科學研究”的理念和方法對“龍學”產(chǎn)生了巨大影響，以后世眼光審視，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，也有負面的。

從正面影響來說，《文心雕龍》“體大思精”，被認為具備現(xiàn)代科學質(zhì)素，可以進入現(xiàn)代教育體制、登上大學講堂，從此作為自成一體的一門“學問”融入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進程。在實踐中，憑借現(xiàn)代教學機制培養(yǎng)出一代又一代訓練有素的研究者，最終實現(xiàn)了傳承有序地傳播及弘揚《文心雕龍》文化。百年來的學科化、課程化，大大推動了“龍學”的發(fā)展。過去人們只憑個人興趣愛好研讀《文心雕龍》，隨機性、隨意性較強，這并不利于科學研究的有組織推進。在進入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并成為有機組成部分之后，《文心雕龍》的發(fā)展就完全不同以往了，它作為教材內(nèi)容進入課堂，成為有組織有系統(tǒng)地開展研究、講解、學習、傳播的對象，進而由課堂到報刊、由學科知識傳播到社會文化宣傳、由國內(nèi)到國外，從此《文心雕龍》的文化影響獲得了極大的拓展。

這里我們就《文心雕龍》所受正面影響列舉幾例。林紓所撰《春覺齋論文》，是其在高師大學堂授課的講義，1913年6月起曾在《平報》連載。其中大量征引《文心雕龍》語段并申述之。在北京大學，姚鼐四世侄孫姚永樸稍早于黃侃在大學課堂上摘段講解《文心雕龍》，并在課堂教學基礎(chǔ)上精心結(jié)撰成一部文章學著作《文學研究法》，“其發(fā)凡起例，仿之《文心雕龍》”“體例仿之《文心雕龍》，頗具系統(tǒng)性、理論性”。這一時期，在北京大學講授《文心雕龍》課程最受學生歡迎者當為黃侃，其《文心雕龍札記》是“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授課講義”。（見李建中主編《中國學術(shù)檔案大系·龍學檔案》）在此期間還發(fā)生了學生因為《文心雕龍》課程問題要求撤換老師的事件：1916年，同為章門弟子的朱宗萊到北京大學任教，亦講授《文心雕龍》。推測可能是教學效果不及黃侃之故，結(jié)果引發(fā)學生上書蔡元培校長要求更換《文心雕龍》主講。（見朱懌撰《朱蓬仙生平事跡》）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論，但確從另一角度反映出《文心雕龍》進入北京大學課程并深受學生們喜愛。這里，我們再舉一個地方高校的例子。1937年福建協(xié)和大學的?？秴f(xié)大藝文》刊載《文心雕龍上篇分析初步》一文，文章前面有一段背景說明：“本校中國文學系所開專書選讀一科中，《文心雕龍》適列其一，本系生與修者七人，采集體研究方式，由俞元桂先生指導。”（見耿素麗、黃伶選編《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·文心雕龍學》）這說明《文心雕龍》研修課在當時的地方高校中也有開設(shè)。

梳理“龍學”發(fā)展史，我們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許多“龍學”名著都是在大學課堂教學中誕生的。如劉永濟著《文心雕龍校釋》就是其在武漢大學給學生講《漢魏六朝文學》而寫的“講義稿”（見李建中主編《中國學術(shù)檔案大系·龍學檔案》）從教案講義最終變成學術(shù)經(jīng)典，由此可見“龍學”之興離不開教學課堂之助。

《文心雕龍》走進課程教學為“龍學”培養(yǎng)了大批讀者、研究者，這是“龍學”此后百年薪火相傳的根本原因。“龍學”史上教學相長的佳話比比皆是，如詹福瑞先生師從詹锳先生：“從恩師詹锳先生學《文心雕龍》。一年間，先生一篇篇講下來，我一篇篇整理筆記，一篇篇背誦下來，終于有一天感到走近了這座精深的理論樓閣，雖不敢說登堂入室，卻似可窺其門庭了。”（《中古文學理論范疇》后記）李建中先生師從楊明照先生：“有幸從著名龍學家、四川大學楊明照教授研習《文心雕龍》。”先生感慨，我們要感謝劉勰，“有了他，摛文無虞”“有了他，余心有寄”“有了他，永不失語”。（《〈文心雕龍〉講演錄》附錄）這些年活躍于“龍學”研究領(lǐng)域的學者多有類似的求學經(jīng)歷，往往師出“龍學”研究的老一輩大家。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們不斷將“龍學”推向一個又一個新境界。

展望：重拾詩性文章

從“現(xiàn)代的科學研究”帶給“龍學”的負面影響來看，由于過度強調(diào)《文心雕龍》的嚴密邏輯體系，學者往往把《文心雕龍》僅當作文學理論著作來看待，結(jié)果導致了兩方面的偏差：一是容易使學者忽視《文心雕龍》的詩性一面；二是容易使學者忽視其文章學的特質(zhì)。

首先我們看其詩性的一面。《文心雕龍》固然有“體大思精”的特色，但其自身特質(zhì)不僅有邏輯性的一面，還有詩性的一面。李建中先生指出：“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典范，《文心雕龍》有其自身的質(zhì)的規(guī)定性：詩性和邏輯性的統(tǒng)一。長期以來，海內(nèi)外的龍學研究，常常過于推崇邏輯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她所特有的詩性智慧，從而遮蔽了《文心雕龍》的東方特色，遮蔽了以《文心雕龍》為代表的中國文論不同于西方文論的民族特色。”（《〈文心雕龍〉講演錄》）《文心雕龍》的詩性智慧是由中國古代文化特有的延續(xù)性和穩(wěn)定性所決定的。英國學者愛德華·泰勒曾用“文化遺存”的觀念來解釋這種文化現(xiàn)象：“它可能長期地影響到這些習俗或者技藝，如涓涓細流，綿延不絕，從這一代繼續(xù)傳到下一代。它們像巨流一樣，一旦為自己沖開一道河床，就成世紀地連續(xù)不斷流下去。這就是文化的穩(wěn)定性。”（《原始文化》）無論是在文化資源、思維方式等深層次上，還是在言說方式、話語范疇等表面層次上，《文心雕龍》都彌漫著濃厚的詩性智慧。近年來，已有不少研究者關(guān)注其詩性方面的內(nèi)容。根據(jù)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李逸津教授的介紹，俄羅斯女漢學家卡·伊·戈雷金娜從《文心雕龍·原道篇》入手，探究原始宗教文化對劉勰文學觀念的影響。李建中先生認為，戈雷金娜的研究，其“入思方式及部分結(jié)論，對于我們探討《文心雕龍》的詩性智慧，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和借鑒意義”。（《〈文心雕龍〉講演錄》）我國臺灣地區(qū)也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研究《文心雕龍》，為《文心雕龍》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。大陸也陸續(xù)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《文心雕龍》，并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績。張毅認為，經(jīng)學的陰陽五行學說對《文心雕龍》創(chuàng)作論有影響。（《陰陽五行與中國古代詩學》）閆月珍討論《文心雕龍》的“器物之喻”（《器物之喻與中國文學批評——以〈文心雕龍〉為中心》），把古代文論中普遍存在的象喻思維與先民們的生產(chǎn)生活經(jīng)驗相聯(lián)系，具有人類文化學的方法論意義。夏靜分析《文心雕龍》與氣學思辨?zhèn)鹘y(tǒng)的關(guān)系（《〈文心雕龍〉與氣學思辨?zhèn)鹘y(tǒng)》），認為“氣學”獨特的思維方式并不能完全依靠現(xiàn)代理性思維進行理解和分析，具有明顯的詩性特征。研究《文心雕龍》與傳統(tǒng)詩性文化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，回歸其真實的文化場景，展現(xiàn)出寬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廣的理論前景。

其次，我們要認真分析《文心雕龍》的文章學特質(zhì)。五四運動之前，學者們普遍認為《文心雕龍》是一部文章學著作。如吳曾祺表示服膺《文心雕龍》，“極論文章之秘，識者以為知音?！保ā逗覙俏恼劇罚┱绿渍f：“《文心雕龍》于凡有字者，皆謂之文，故經(jīng)、傳、子、史、詩、賦、歌謠，以至諧、隱，皆稱謂文，唯分其工拙而已。此彥和之見高出于他人者也！”（《〈文心雕龍〉講演記錄稿》）他主張廣義文章學，這與《文心雕龍》的文章學思想一脈相承。五四運動前后，把《文心雕龍》視為文章學著作的人包括林紓、章太炎等，持此觀點的還有青年才俊劉師培、黃侃等。劉師培把《文心雕龍》視為文章學論著，并且認可其文章學思想體系。他說，我們要了解文學變遷，“非證以當時文章各體，不足以考其變遷之由。”（《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》）劉師培所謂“文學”實即包括“贊頌銘誄之文”等“各體文章”在內(nèi)，是大文章觀念，而不是現(xiàn)代以來的純文學觀念。黃侃對《文心雕龍》的文章學特質(zhì)判定是非常明確的，其《文心雕龍札記·總術(shù)篇》云：“彥和雖分文筆，而二者并重，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，故其書廣收眾體，而譏陸氏之未該?！浮段男摹分畷尜W眾制，明其體裁，上下洽通，古今兼照?！保ā段男牡颀堅洝罚┪膫浔婓w，黃侃揭示的正是《文心雕龍》廣義文章學的基本特質(zhì)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五四運動以后，有不少受現(xiàn)代文學觀念影響的新派學者用純文學的標準去評判《文心雕龍》，認為《文心雕龍》的文學定義太寬泛、文體雜亂。如霍衣仙在談到《文心雕龍》的“失敗處”時說：“文學定義太廣泛，則議論必流于膚淺?！湮膶W定義，與章太炎氏‘凡以文字著于竹帛謂之文，論其法式，謂之文學’之定義相同，故將經(jīng)史子集、百家九流，冶于一爐而談之。內(nèi)容既如此包羅萬象，議論之有‘搔不著癢處’，近于膚淺，為必得之咎矣?！保ā秳┖驮u傳》）又如楊鴻烈，一方面，稱劉勰是中國“第一個的批評家”，他的文學批評相當于歐洲文學上的“法定的批評”；另一方面，又指出《文心雕龍》全書的“根本缺點”：“在這樣文學觀念明了確定的時代，偏偏這位不達時務的劉彥和就來打破這樣的分別，使文學的觀念，又趨于含混！又使文筆不分！”“這樣一來，就把一個已經(jīng)成就了的明白、具體、完全的文筆定義，攪擾得一個亂七八糟、烏煙瘴氣的了！”（《〈文心雕龍〉的研究》）

由此觀之，五四運動前后開啟的中國學術(shù)現(xiàn)代進程，對“龍學”此后的發(fā)展壯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，但“以西釋中”“以西構(gòu)中”也給“龍學”帶來了不小的損傷。今天看來，這種研究傾向最大的不足，就是把《文心雕龍》僅僅當作“文學理論”著作，而忽視其原本是文章學著作的特質(zhì)。張少康先生認為，20世紀“龍學”的理論研究是“重中之重”，其主要成績突出表現(xiàn)在“重視了理論體系的研究”（《20世紀中國學術(shù)文存·文心雕龍研究》）。單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研究《文心雕龍》，忽視了其中涵蓋面更廣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學特質(zhì)。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偏向于純文學作品，而文章學研究的對象則包含各種文章創(chuàng)作，范圍要廣泛得多。從純文學文體入手，《文心雕龍》中許多文體就無法進入“龍學”研究的視野。

以純文學的觀念來看《文心雕龍》，更重視文學的審美功能，而輕視了文章學的實用功能。我們知道，《文心雕龍》是非常重視文章之功用的。劉勰說：“唯文章之用，實經(jīng)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。”（《文心雕龍·序志篇》）“五禮”“六典”“君臣”“軍國”，這些是軍國大事，在這些領(lǐng)域中，文章要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此外，《文心雕龍·書記篇》中談到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文體如簿、錄、契、券、狀等，這些也是文章。劉勰的觀點是，大到軍國大事，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文章都能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而如果從純文學的視角來看，這些文章都缺乏審美功能，都不屬于文學研究的范圍。所以，《文心雕龍》中許多文體沒有進入現(xiàn)代文學研究的范圍，中國文章學久遠的實用傳統(tǒng)也由此被慢慢疏略了。以《文心雕龍》為代表的中國文章學既有理論，也有實踐，是基于文章創(chuàng)作實踐的理論，也是指向文章創(chuàng)作實踐的理論。豐富性和鮮活性是中國文章學的固有特點。因此我以為，純文學理論既涵蓋不了中國古代文章創(chuàng)作的豐富歷史，也指導不了中國當下文章創(chuàng)作的鮮活實踐。

純文學理論更重視“道”而忽視“術(shù)”，以《文心雕龍》為標志的中國文章學既重“道”，也重“術(shù)”?！段男牡颀垺酚小对榔酚钟小犊傂g(shù)篇》。文章學落實到文體、字法、句法、篇法的研究上，比各種所謂“理論”的研究更具體豐實?！段男牡颀垺酚懻摳魇轿捏w時，都本著“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(tǒng)”（《文心雕龍·序志篇》）的理路來闡釋，關(guān)注文體的源流、基本內(nèi)涵、代表作品和體式規(guī)范?！段男牡颀垺愤€有《镕裁篇》《聲律篇》《章句篇》《事類篇》《練字篇》等，關(guān)注文章的剪裁、聲律、用事、字法、句法和篇法。這些形式層面的講究相比抽象的純文學理論，更具體實在、更有可操作性。這些內(nèi)容也是歷代文話涉及的主要方面，因此，也是中國文章學固有的傳統(tǒng)。但如果從純文學理論的角度審視，這些固有的富有特色的“術(shù)”層面的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視。

近些年，關(guān)于《文心雕龍》文章學特質(zhì)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引起學者們關(guān)注。吳承學先生指出，在中國文章學史上，最早初步構(gòu)建中國文章批評理論體系的，是“以《文心雕龍》為代表的六朝文章學”（《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》）。我們當以這個基本認識為基礎(chǔ)，全面審視《文心雕龍》的文章學體系及其特質(zhì)，從而推進中國文章學體系的理論建構(gòu)。

回顧“龍學”百年歷程，我們得到幾點啟示：“龍學”要繼續(xù)發(fā)展，必須進一步融入當代學術(shù)進程，融入當代社會實踐，回應當代學術(shù)問題；必須加強學科建設(shè)，提升教學水平，嘗試用當代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播“龍學”文化，繼續(xù)培養(yǎng)一代又一代“龍學”的學習者、愛好者、傳播者和研究者；必須根植傳統(tǒng)文論的固有特色，以文化自信之姿，實現(xiàn)中西文論的互學互鑒。